《明拓常丑奴墓志两种》，江吟主编，西泠印社出书社，2025年11月出书，144页，358.00元
现有上海藏书楼的隋《常丑奴墓志》端方旧藏本及陆恭松下清斋旧藏本，皆属国度一级文物，号称贫寒双璧。今由西泠印社出书社原色精印，原样分册，合装成套，并附仲威先生所撰题解翰墨，以飨同好，实属学林艺林之福音。笔者于此二本，亦久有利思，因藉此佳缘，试就其联系者，略述所知，期作同说念方家进一步究诘观赏的引玉之砖。
上图陆恭本《常丑奴墓志》
隋代墓志名品中最为世称说念者，无疑当属《董好意思东说念主》《常丑奴》《元公》《姬夫东说念主》及《尉富娘》《苏孝慈》诸志。而倘论传本颠倒，则似应首推《常丑奴》，盖因《董好意思东说念主》志石虽亦早已不知所终，然其存世拓本，仍稍稀有量；遗残仅存之《元公》《姬夫东说念主》两志，其原石完整时所拓，亦不乏传本。至《尉富娘》与《苏孝慈》两志，虽前者向有庞（芝阁）、李（山农）两家各自所藏究竟何为原石之谜，后者于今石存而拓本又有所谓无跋、刻跋及铲跋的先后之别，但皆非稀见。而出土于明代末年的《常丑奴墓志》，其石至乾隆中即已佚失，传世拓本，迄今所知者，仅五件半或六件半，即上海藏书楼的端方旧藏本（以下简称上图端方本）和陆恭松下清斋旧藏本（以下简称上图陆恭本），上海博物馆的吴湖帆曾取与《董好意思东说念主墓志》配成“既丑且好意思”之金氏冬心斋旧藏本（以下简称上博金冬心本），苏州博物馆的沈树镛旧藏毛意香题跋本（以下简称苏博沈树镛本），现有国内私家的徐乃昌旧藏整纸拓本（以下简称整纸本），北京大学藏书楼藏以前张伯英觅求三十年仅获的残存过半之本（以下简称北大张伯英本），以及曾见于二十多年前沈浩所撰《从〈常丑奴墓志〉再述古代的志墓和墓志》（刊于《上海博物馆集刊》第九期，上海字画出书社，2002年12月）一文中注记为在上海博物馆的费念慈旧藏本。故其虽未能置身如《张黑女墓志》之类的存世孤本之列，但仍可并排《崔敬邕墓志》等，号称颠倒。正如上图端方本内光绪甲辰（三十年，1904）三月间端方题跋中所言：
此本出江南故家，曲折流入京师。余悬重直收之，取与《崔敬邕志》相当，亦自谓合之两好意思矣。或犹谓不如以配《张黑女》，夫《黑女》世无二本，岂易遽致者哉？即此，已聊足自娱耳。
上图端方本《常丑奴墓志》
而吴湖帆以前在跋其所藏上博金冬心本时，亦谓：“常府君志为隋刻中第一仅见之本，与魏刻《崔敬邕》皆天下间稀有翰墨。”并于其所题《丑奴儿慢·次蔡友古韵》一词中，赞为“《崔邕》身价，《张玄》品第，《萧敷》流亚”，平直将其与《崔敬邕墓志》《张黑女墓志》《萧敷墓志》等一流名品，视并吞律。
上述各本中，上图端方本曾于“国度藏书楼、上海藏书楼藏碑真名品”（上海科技文件出书社、国度藏书楼出书社，2015年3月）系列中，影印出书，除略有放大除外，又可能欲使其原来比较无极的字口笔画显得流露而惩处过度，致墨色与原本偏差稍大；上图陆恭本二十多年前曾编入其时上海藏书楼仲威、沈启治等编集的《隋墓志选萃》（湖北好意思术出书社，2001年2月）一书中，单色影印。上博金冬心本先收入东说念主民好意思术出书社2010年1月出书的《中国碑刻全集》（4），后又作为“上海博物馆藏碑本珍本丛刊”第三辑（上海字画出书社，2021年12月）的其中之一，单本成册，皆原色影印。今存私东说念主藏家的整纸本，据桑椹先生《近代影印善本碑本录》（上海字画出书社，2022年12月）著录，则早在民国五年（1916）即已与另一刘聚卿（世珩）旧藏剪裱本以珂罗版吊问影印，合装一本；后又由赵万里先生辑入其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（科学出书社，1956年1月）中，削弱石印。北大张伯英本的彩色缩印图版，亦曾收入《北京大学藏书楼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》（文物出书社，1998年4月）一书。而苏博沈树镛本，则大要一向未见印行。
上博金冬心本《常丑奴墓志》之一
王壮弘先生在其《增补校碑随笔》（上海字画出书社，1981年7月）及《崇善楼札记》（上海书店出书社，2008年10月）二书中著录《常丑奴墓志》时，皆曾有批驳：
拓本流传至罕，清张埙已有为访此志踏破草鞋而终不可得之语，故王兰泉、严可均、陆绍闻、陆星农诸家，均未收录。以罗叔言搜求之博，所见也仅三本：一为费念慈（藏）本，一为刘聚卿藏本，一为南陵徐积余藏整纸本。以晚世所见者，除此三本除外，尚有端陶斋藏本（曾归皖江刘氏，当今上海藏书楼），潘祖暗藏赵㧑叔跋本（曾藏吴县吴氏），陆谨庭旧藏本（有翁方纲跋，归上海文管会，现转藏上海藏书楼），以及最近在苏州博物馆所见沈均初旧藏毛意香跋本，其余未所闻见。七本中以陆谨庭本及沈均初旧藏本为最邃密。此志笔迹较他志差小，书道端淑。原石久佚，拓本流传又仅此数本，故极为名贵。
其列举的罗振玉所见之费念慈藏本，可能便是《郑孝胥日志》（劳祖德整理，中华书局1993年10月）中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廿七日（1901年3月17日）所记及者：
夜，应费屺怀之约于公阳里，不雅所携《诒晋斋帖》一本，有吴荷屋跋；《绛帖》一本，最好；《阁帖》一本，费云非祖本，乃泉州刻，色彩极佳；《常丑奴志》，后有翁覃溪响拓一本并跋语；《崔敬邕志》，乃初拓本；皆佳。坐间晤顾缉庭、杨彝卿、祝少英、赵竹君、王旭庄、孙述庭等，竹君约廿八晚。至十二点乃散。
而此日郑氏等所见者，又是否与前揭沈氏《从〈常丑奴墓志〉再述古代的志墓和墓志》中注记的在上海博物馆者，同属一本，则暂莫能明。至刘聚卿藏本及南陵徐积余藏整纸本，似当为民国五年（1916）有正书局一并以珂罗版影印之本来，其中刘聚卿藏本前有沈树镛题签：“隋荥泽令常丑奴墓志，校经庐珍爱”，又有赵怀玉（味辛）、汪谷题跋。而上博金冬心本内吴湖帆题跋中，则记：“陈淮生所得一本，亦吾家旧藏，有赵味辛题字，拓墨较此淡而粗，且有泐损，壬寅以后流佚者。延鸿阁主东说念主，为清贝子溥伦也。丁卯年淮生携示，余得寓目，上有校经庐印，金博宝app手机版知曾藏外家沈氏。”该本内陈淮生丁卯（1927）岁暮所题跋语中，亦谓：“往在京师，得常志于延鸿阁主东说念主。捏示湖帆，竟是君家故物。”则其以前所得者，或即有正书局取以影印之刘聚卿藏本。另据前揭《近代影印善本碑本录》记叙，有正书局所印该本中，除毛用吉、沈树镛、刘世珩（聚卿）各家诸印除外，尚有费氏“屺怀”一印，但未及郑孝胥所记费氏藏本“后有翁覃溪响拓一本并跋语”等。而郑氏记其于费念慈处不雅《常丑奴墓志》时所见的翁氏“响拓一本”，至民国戊午（1918年）曹元忠题跋徐乃昌藏整纸本时，亦有忆及：“二十年前在费西蠡斋头，见覃溪响拓陆谨庭本。”
至王氏所评“七本中以陆谨庭及沈均初旧藏本为最邃密”一事，张彦生先生《善本碑本录》（中华书局，1984年2月）中，亦有记曰：“见最旧拓是上海古书店归上海藏书楼本，沈树镛旧藏，翁方纲跋，左下角不缺。其次又吴湖帆本、毛意香本。又上海博物馆藏端方旧藏、与配本《崔敬邕》合装本。北京大学藏泰半本，为张伯英旧藏。”其所记由“上海古书店归上海藏书楼”，且有翁方纲题跋的“最旧拓”本，恰是上图陆恭本，故宫出书社2024年9月出书的《刘九庵日志》1958年12月21日日志中，刘先生记其由京抵沪，“在古籍书店看了几本帖，如宋拓《圣教序》，《隋常府君墓志》（丑奴），是陆谨庭藏本，有翁方纲、张埙题跋”。知该本其时如实尚在上海古籍书店，故自1956年起即在该店从事碑本字画搜集责任的王壮弘先生，于前揭《崇善楼札记》中，亦有专条著录：“此册剪裱本，下角尚未缺，字画较它本流露。惟未（末）残字被剪去，至可惜耳。此册为陆谨庭旧藏，翁方纲题签，并有翁氏及张石公跋尾，今录如下……”现以其所录两家后记，与上图陆恭本后翁、张所题互校，除个别轻飘裂缝除外，基本疏导。至张彦生先生称该本为沈树镛旧藏，则似有裂缝，恐与其谓端方本藏上海博物馆等相似，皆属一时误记。
上图陆恭本内翁方纲乾隆四十九年甲辰（1784）闰三月为陆氏所作题跋，亦见收于其《复初斋文集》卷三十一，题作“跋隋荥泽令常府君墓志”，惟无署年日月。考史除外，并及拓本笔画及书体等：“此本尚不甚泐蚀，惟字画极浅细尔。然结体遒整，绝去王人梁魏周之习气，而开虞、欧、褚、薛之先路。评唐东说念主正书者，以斯为开山始祖矣。”而六年之后的乾隆庚戌（五十五年，1790），其为江秋史（德量）藏本题跋时，则曰：“昔见吴门陆谨庭所藏旧拓本，字字完竣，尝手摹一通。”也许濒临江氏藏本，翁氏原先嗅觉的陆谨庭本“尚不甚泐蚀，惟字画极细浅”，比较之下，已几可谓“字字完竣”；而以前江氏所藏者，即上博金冬心本也。今取两者精印之本，同几并不雅，金佰利app官方版下载遂知翁氏所言，颇近实情。复取两本细校，则更得其详。兹择其要，列举如下：
上图陆恭本志文启航点第二句“黄运肇兴，既冠冕於东国”，上博金冬心本“肇兴”及“既”三字皆已不可见，“运”字亦仅右上角残存极少。
此外，上图陆恭本志文中，“为鄯善之强族”之“族”字，“东说念主雄汧陇”之“雄”字左半，“经纶王业”中“经纶”二字之“糸”旁，“去六郡之桑麻”之“郡”字，“承三辅之习惯”之“承”字，“三年，转鄯善下士”之“年”字，“迁天官府治中士”之“府”字，“又授郑州荥泽县令”之“郑”字，“昔赵嘉逸士”之“赵嘉”二字，“犹题圆石”之“石”字，以及颂词内“节全奉使”之“节”字，“巖巖光禄”之“禄”字，“扇席承颜”之“扇”字等，上博金冬心本中，皆已几不可辨，甚而全不可见。
另有“魏明帝去河洛之王里”之“帝”字，“君养志家园”之“家园”二字，“大肆丘壑”之“纵”字，“春秋八十有六”之“六”字，“君孝以承亲，诚惟当事者”之“亲”字，“烈烈太常”之“常”字等，上博金冬心本中相应各字，亦较上图陆恭本显著无极难辨。
虽然，也有上博金冬心本稍胜者，但数目较少，仅约六、七处，多为上图陆恭本中依然剪失之字，如“笔动云奔”之“笔”字，上博金冬心本虽已泐损泰半，但仍残存“竹（艹）”头及右边笔画极少，而上图陆恭本中已整字剪去。“○推英果”，上博金冬心本中“推”上一字，其左边似迷糊可见“言”旁上半，吴湖帆据此释为“让”字，而上图陆恭本中亦已剪失。“而漏尽鸣钟”之“鸣”字，上博金冬心本尚可见其“鸟”辖底下四点，上图陆恭本则一齐剪失。此外，上博金冬心本中尚存而上图陆恭本中依然剪去者，还有“乃为颂曰”之“为”字，“大夜遄深”之“深”字，以及碑文终末“第五子”之“子”字。
由此可知，王壮弘、张彦生两先生皆以上图陆恭本为传世诸本之最，其说如实委果。而稍居其次的上图端方本和上博金冬心本，再经互校之后，亦知其各有千秋，前者所存可辨之字虽略少于上图陆恭本，但仍稍多于后者；若就拓本字口笔画的举座形容而言，可能因前者墨色稍重，故应该如故后者较前者流露可不雅。至苏博沈树镛本，虽王壮弘先生亦称其与上图陆恭本同为所见各本中最邃密者，然未得获见，无从判断。惟沈氏《汉石经室金石跋尾》中，有题“隋荥泽令常丑奴墓志”者，由其文中“此为吾吴毛氏旧藏本”一语预计，或当与苏博沈树镛本联系，因附录于此：
石在陕西兴平县崇宁寺壁间，顾亭林《金石翰墨记》之说如斯。至张瘦铜舍东说念主（埙）修《兴平县志》时，则已遍访不得矣。此为吾吴毛氏旧藏本，咸丰辛酉冬友东说念主携示，寇警，仍归之。同治丙寅五月从京都府回，于沪上购得。墨缘有定，素愿竟偿，故附志焉。
上图陆恭本《常丑奴墓志》张埙校记
上图陆恭本后，除翁方纲题跋中略涉校字除外，另有张埙特意校记，谓：“予撰《兴平志》，求此碑不可得，乃借旧家所藏钞本，录入志内。乾隆甲辰闰三月，谨庭新得此碑，其中残泐之字为装手割去，不可成句。今依钞本录于后，于金石信有夙缘矣。”其所列校补十五条，今以上图端方本、上博金冬心本及北大张伯英本等合校，除少数如“金行失驭”之“金”字、“乃为颂曰”之“为”字、“大夜遄深”之“深”字等间得偶存除外，其他亦多剪去，或仅有极个别者稍见点画残存。而上图端方本后诸家题跋中的罗振玉长跋，虽亦以考校志文为主，然其不同于张埙者，则所以拓本翰墨，校补张廷济（叔未）《清仪阁金石跋尾》中所录志文。惟其学术含量，当不逊先哲。罗氏此跋署年为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而五年之前的光绪乙巳（三十一年，1905），其题跋今北大张伯英本时，即已对张氏《清仪阁金石跋尾》中所录志文，有过校订。因其时所据者为残存泰半之本，故仅得校记六条。及获见端方藏本，遂再校昔日张氏释录之文，并先述其起因曰：
隋《常丑奴墓志》石佚已久，传世旧拓至罕，且多漫漶，故张尗未先生作释文，谓就日影照，乃能释录。此本毡拓至精，笔迹朗朗可辨。今以校张释，正讹者十有三，补释者三。
北大张伯英本《常丑奴墓志》罗振玉题跋之一
迅速逐条列举，交替校释；逐一考说，邃密入微。并对张祖翼以泥金小字所书释文及校记，附作勘订，终末有感而曰：“玉尝谓金石翰墨之校录，倍难于考据，非眼明心细、博见洽闻者，不克尽善。然非得善本亦不办，因不得漫诋先哲也。”
上图端方本《常丑奴墓志》罗振玉题跋
至民国丙辰（1916年），徐乃昌以所藏整纸本付有正书局影印，又请时居海东的罗振玉题跋。前揭《近代影印善本碑本录》著录的有正书局所印徐氏旧藏整纸本中，即有罗氏题跋记其事曰：
隋《常丑奴墓志》传拓颇罕，平生所见三本：一为刘聚卿京卿藏本，一为费屺怀太史藏本，一为陶心云不雅察藏本。刘、费二本皆剪装，惟陶本乃整纸，光绪戊戌在沪上，予曾一见之。岁丙辰，陶君藏本归吾友徐积余不雅察。不雅察既付影印，邮印本至，属为跋尾。前三本中，屺怀藏本以壬子秋寄国际乞书（笔者案：此句似尚未戒指，故与下文接读，稍觉不太开通。或作为“……寄国际乞售”，然未见影印原本，姑且存疑），留寓斋者兼旬。曾据彼本校勘吾乡张叔未解元所录文一过，补释三字，正张释之讹者十一字……
于是，罗氏即以昔日考释所得，再校徐氏所寄印本，“则同者十五六，余则印本漫漶，不可辨矣”。另有疑义数处，亦因“印本漫漶不可别”，只可“翌日过沪上，再就不雅察乞原本不雅之，或可定为何字乎？”故其后记内所列举者虽颇可不雅，实皆多旧得。上海藏书楼《历史文件》第十八辑（上海古籍出书社，2014年11月）所刊《罗振玉手札》（丁小明整理）中，有罗氏致徐乃昌手札十七通，其中恰有述及为徐氏题跋《常丑奴墓志》者，其第十一通内，罗氏即向徐氏坦言：“承委跋《常丑奴墓志》，玉及录旧日考正张叔未先生误释之字诸纸，敬希雅教。”信末所署日历为九月廿一日，与前揭《近代影印善本碑本录》中所录有正书局印本内罗氏题跋署年“丙辰九月廿一日”，正相吻合。惟罗氏跋语中述其平生所见《常丑奴墓志》三本，却未及也曾其长篇校跋之端方藏本，似颇令东说念主费解。
又据罗氏记叙，其丙辰年（1916）题徐氏整纸印本时所录旧日校记，似当为壬子（1912年）秋以费屺怀（念慈）藏本校张叔未（廷济）录文所得者，计“补释三字，正张释之讹者十一字”，较前述其宣统二年（1910）跋端方藏本时的“正讹释者十有三，补释者三”，稍有收支。今两相查对，知罗氏于端方藏本题跋中所列“（第四叶）四行‘宁唯王阜’，‘唯’讹作‘惟’”，“第五叶一瞥‘神玺乡’，‘玺’字讹作‘皇’（此据别本释之，是本‘神’下一字为褾工截去）”，以及“第八叶‘第二子石州司户服役事荣’，‘石州’讹作‘原州’”三条，皆为其题徐氏整纸印本后记中所无；而罗氏跋徐氏整纸印本中所举“‘扇席承欢’，‘欢’讹作‘颜’”一条，亦不见于其为端方藏本所作题跋之中。今检上图陆恭旧藏、上图端方旧藏及上博金冬心旧藏诸本，则“颜”字皆尚可辨，上博金冬心本内且有吴氏小字旁注，曰：“‘扇席承颜’之‘颜’字，张尗未不误，罗叔言误‘颜’为‘欢’。湖帆校记。”
因此金佰利国际娱乐，就现时所知所见而言，也曾罗振玉题跋考校的《常丑奴墓志》诸本中，上图端方本或当为其中白眉。而北大张伯英本、上图端方本以及徐乃昌旧藏整纸本三本内的罗氏后记，皆未见于罗继祖、王同策所编十二卷本《罗振玉学术论著集》（上海古籍出书社，2013年10月）中，似又可供良善罗氏金石碑版题跋者，参考采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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